桐城派最著名的文体形式

代文学家方苞、刘大櫆、姚鼐等被称为“桐城派”，并不仅仅因是同乡的缘故，而主要是由于文学主张的相近。方苞的“义法”说作为“桐城派”核心的文学主张，奠定了这派文论的基础。

所谓“义法”，“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方苞的这番表述，说明“桐城派”主张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并以此作为写文章的规范。桐城文人所倡“义法”，并非“文道合一”的陈词。刘大柑认为:“义理、书卷、经济者，行为之材料，神气音节者，行为之能事也。”刘氏重法而轻义，强调了音节变化等纯粹的文体形式因素。姚鼐尽管兼顾义理、考据，但他从纯文学的角度论文，强调天人合一，道气合一，不再羁于方苞提出的六经教义和理学原则而言天道，对方苞的“义理”说作了新的补正，拓宽了“理”的内涵。因此，强调形式，强调“法”，不拘于理学之道，是桐城文论与“文道合一”论相区别的特征。

“桐城派”还提出了学习古人的主张。方苞提出“雅洁”的审美标准作为“义法说”的外延，对南宋、元明以来文学日渐浓厚的世俗化倾向进行反拨。他提出韵拟古人语言之法，指出:“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桃巧语。”此虽是从文须谨严朴质、刊落浮辞的立场出发，但毕竟对文坛的活泼生气是一种压抑。姚鼐与之不同，认为应学古人精神而不应泥于古人文章之形貌，“声色之美因乎意与气而时变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显然，比之方苞所言，此说更为深刻、明智。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方苞、刘大櫆、姚鼐“桐城派”以方苞“义法说”为基础，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散文理论体系，成了清代散文创作的中坚力量，“天下文章 ,其出于桐城乎!”可见其声势之大，影响之广，成就之高。

“桐城派”的创作成就和他们的创作主张分不开。他们以“义法说”为基础，经刘大大櫆、姚鼐到方东树，使创作主张日趋成熟、定型。所谓“义法”即要求作文言有物和言有序，所谓以义为经，以法为纬，而“桐城派”创作的杰出成就，也正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自南宋到元明，中国的散文创作在“桐城派”文人看来，始终处于不景气状态，可谓古文的萧条期。明代前后七子提出“文必秦汉”的主张，导致了文坛的仿古之风，归有先及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转移生活琐事入古文，则又较少，重大题材的作品。方苞等文人力求改变散文创作现状。他们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充溢着觉醒的民族意识，不但表露怀才不遇的牢骚，而且还透露了对清统治阶级的仇恨和不满，比较扎实。艺术上，他们的创作表现了“言有序”的特点，结构严谨，语言通顺，文从句顺，井井有条，如方苞的《狱中杂记》看似信手写来厂实则层次井然，条理请晰，显得真实可信。

他们的散文无论说理、言情，都短小精悍，要言不烦，读起来毫无琐碎芜杂之感。他们的散文还讲究形象性，如方苞写左光斗，着墨不多而形神俱备，姚燕写泰山日出，宛如图画毕现于目前。“桐城派”的散文创作给清代文坛带来了清新活泼的气息。

然而，他们的创作主张也使其创作存在一定局限。他们强调“道”，从方苞开始，在思想上就具有正统性和保守性，乃至于最终仍与统治阶级合流。他们承继唐宋八大家，但并未超越;批评明七子的模拟颓风，却又未彻底纠正，在提出“雅洁”的同时，则主张“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桃巧语”，给作文加上这么多的限制，以至束缚了作家创作的手脚，排斥了生动活泼的语言，从而使散文创作走入了新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