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奋精神的现实意义

　韬奋先生一生宣扬革命思想，致力于社会进步。他以笔代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恶劣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与日本侵略者和白色恐怖顽强抗争，坚持传播真理、服务大众，出版了大量宣传先进文化、关注国计民生的红色书刊，呼唤人民奋起抗日救国，鼓励人民走向进步、走向革命，为红色出版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面对民族危难，他选择并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面对民族危难，韬奋先生在他《梦想的中国》提到：“我所梦想的未来中国是个功劳共享的平等的社会。”为了这个梦想，他上下求索。渴望进步的内心、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信仰民主自由的灵魂影响并决定了他的政治选择，最终走向了中国共产党。

　　在考察欧美国家、研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邹韬奋逐步从理论层面上理性认识中国共产党。他自觉运用马列主义方法分析中国问题，深刻意识到中国的民族解放真正需要的中心力量是深深扎根于劳苦大众中的组织。

　　1935年7月，在美国考察的邹韬奋与留美的中国共产党人讨论如何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时说：“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获救。而且也必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去。”（邹嘉骊《忆韬奋》）韬奋终于找到了拯救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中国共产党。

　　二、信仰是精神的核心，必须让信仰之灯长明

　　人是灵与肉的结合，既有物质的基础，更需要精神的充实和指引。信仰是精神的核心，也是前进的动力。失去信仰的人，如同行走在黑夜中；缺乏正确信仰的人，就如同行尸走肉。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坚定信仰始终没有改变过。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就是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支持不支持，必须作为检验信仰是否坚定、政策是否靠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理想信念是作风之源，改进作风必须疏浚信仰之水；理想信念是率众之炬，践行群众路线必须让信仰之灯长明；理想信念是立身之魂，实现党的执政使命必须高扬信仰之旗。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制度措施，就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的有效途径。

　　三、要使信仰之灯长明，必须践行“为民务实”精神

　　韬奋先生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为最广大的民众服务。而且他特别强调要为中国当时生活最困难的那些人服务。服务精神贯穿了韬奋的一生，也是他事业走向辉煌的最重要的支柱。他说：“生活精神就是一种‘疲而不倦劳而不厌的傻子似的服务精神。”“生活的生命，就是完全大公无我的对社会服务的精神组成的！”“发展服务精神，这是我们全体同仁所应时刻勿忘的一种责任！”韬奋总结和提倡的“服务精神”，实际上与中国共产党的提倡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因此，学习和弘扬韬奋精神，也就是学习和弘扬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服务精神。

　　以民生为大、民生为本，切实把百姓的就业、看病、上学、住房等问题解决好，办好扶贫解困助残等利民惠民实事，集中力量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切身的实际问题。这是我们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务实”所在。爱岗敬业的韬奋对于工作的原则是：“凡是担任了一件事，总是要认真，要负责，否则宁愿不干。”韬奋对工作的态度是“竭尽心力”，“竭心尽智”，是“尽最大的努力”，就是要全心全意，认真负责，坚决反对马马虎虎，坚决反对“拆烂污”。

　　四、要把“为民务实”落到实处，必须保持清廉作风

　　韬奋先生说：“天下最可鄙的是自私自利，天下最可敬的是为群为公。”他认为大公无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事业上的出以公心，二是品质上的廉洁无私。在个人物质利益方面，韬奋历来主张，要严格分清“公私经济的界限”，认为“这是任何事业的基本条件”。他说：“我们如为社会公共福利而努力于一种事业，把它看作社会的事业，而非个人的事业，便觉值得奋勉；若不过为个人私利而孜孜，便感觉人生之毫无价值，所以我们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神。”对于那些贪污腐败的现象，韬奋固然是深恶痛绝，就是对那公私不分、假公济私、损公肥私、以私害公的行为以及在办公室里大办其私的不良现象，他也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韬奋先生值得我们学习效仿的品质精神确实是多方面的。对他，我们永远是高山仰止，但是我们应该努力追随先贤，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把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作为根本任务和基本职责，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汇聚到科学发展上来，用更加切实的举措破解发展难题，更加务实的政策鼓舞人心，激发人民干事创业的激情，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那种报务精神便是韬奋精神.新闻界人士认为,韬奋的文章从来不畏权势,勇于一贯地讲真话,他批评时弊不怕得罪人,力主言论自由的精神就是韬奋精神.政论家认为,韬奋之所以在舆论界独树一帜,是他在抗战前国民党对日本妥协时期,他不避个人安危,力主抗日,在抗战以后,他所办的刊物和书店,一直高举着抗日的大旗,他的爱国思想正是韬奋精神.这些说法都是概括了韬奋一生所从事的事业,自然都是对的,但是他从事的事业遭受着无数次的挫折,他依然百折不挠,始终坚守着他的信念,反动派将他办的刊物一个个封闭,他一个个重新建立,又将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全数封闭,胁迫他与国民党书店合并,他严词拒绝,表示“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最后他受国民党迫害而被迫流亡,但他一直到停止呼吸时仍为他的理想而奋斗不息.这种为真理而战斗不屈的精神,才是我们要永远学习和记取的韬奋精神.

按照他一贯的与压迫者周旋的历史检验,在思想言论上,他决不肯做仰人鼻息的传声筒,他只会仗义执言地讲真话；他也决不会去参与那些卖友求荣的勾当,而宁肯以生命去保护同一战垒中的忠实的朋友；他更不会在高压下去作低三下四以致摇尾乞怜的检讨,他剩下的是只要一息尚存,便藐视着群小,昂首阔步地往前走去.

这个假设对不对呢?还有些人,我不敢作那种假设,对于韬奋,我认为只能作这种断然的假设.

韬奋曾向往过苏联的民主,他有大量的海外通讯中最关注的是苏联,他的《萍踪寄语》第三集都是写苏联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对苏联的政体他表示了赞赏.抗战期间,他又翻译了英国人斯隆写的《苏联的民主》一书,他的翻译介绍也正是表现了他的一种推崇.然而这种民主是专制体制下的装饰性的秩序,专制导致了个人专断,民主只能成为装饰品,在那个年代,只为世上别一些人士如安得烈、纪德和罗曼罗兰等人所识别而未为韬奋所识别.不过,在实际生活中,韬奋的民主意识也是极力反对那种专制政体的,我们只要看他在1945年在香港写的《抗战以来》这本书,便可知道他对独夫蒋介石的评价是如何的犀利,国民党反动派奉蒋介石为中国的命运的主宰者,他们鼓吹《领袖脑壳》论,意思是国家大事都取决于领袖脑壳的转动,他的脑壳想什么,中国就成为什么.韬奋对这种极荒谬的独夫政治十分痛恨,他在书中对它批驳得体无完肤.他在现实政治的体察中,感觉到的民主应该是什么.倘若那时候他能够再来回顾一下他在海外通讯中所写的苏联的一切,恐怕也会重新作一番深长的思考的.

韬奋办刊物,办书店,就会与众多的文化界人士联系与交往,他接触到许多专门家,有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法学家、自然科学家等等.韬奋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有所感受,从心底里对他们表示尊敬.我曾听到过当年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朋友说,韬奋有时不免要想到他自己到底算什么家,在抗战期间的重庆,有一次韬奋看到周恩来,言谈中谈起这事,韬奋说,应当迎头赶上去学一门专业,可惜现在忙于这许多事,恐怕很难做到了.周恩来随即很轻松地对他说,你怎么不是“家”呢,你是一位别人无可替代的政治鼓动家!说罢,引起了韬奋一阵的哈哈大笑.

韬奋的待人接物十分宽厚和诚恳,对共事的人关怀备至,他在办《大众生活》的时候,一位共事的工作人员名叫王永德,对工作有极度的责任心,不辞劳累地加班工作,韬奋曾再三劝阻而不能禁,最后终致病倒而英年早逝.韬奋为此十分痛心,深责自己关心不足,为此写了一篇悼文发表在刊物上.抗战后,生活书店的同事工作于各地,有的病殁,有的因受反动派迫害

力优抚死者亲属,并在书店的内部刊物上亲自著文哀悼.

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在韬奋出国期间因工作过于繁忙,不久发现患有肺病,只因职务在身,仍力疾从公.韬奋回国后知此事,立即要徐伯昕停止工作并进行治疗.韬奋为了知道所有同事们的生活与健康状况,他每年抽出时间与每个同事作一次谈话,了解他们对工作的意见,各人的家庭状况,有无特殊困难等等.由于这种对同事深切的关注,使同事们极受感动,正是这种对人们关心所产生的力量,才不断增长着书店上下一致的团结和凝聚力.

但是韬奋对同事中的不良行为也是不含糊的,例如个别人员利用职权营私舞弊,韬奋则断然给予开除公职的处置.对同事中有些违规的事情,有时韬奋也会加以过问.在重庆时,有一次他听到同事中某君多日没有上班工作,韬奋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