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人物情节

1、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2、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3、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

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诚的八股制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扬言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

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 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

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画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4、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

他敢于怀疑权威，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者朱熹提出大胆的挑战。他说“朱文公解经，自是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这其实是对钦定的理论标准“朱注”的否定，也是对朱熹这一权威的否定。

杜少卿是一个轻视礼教的人，他反对歧视妇女，反对纳妾，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仗义疏财，平等爱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儒林外史》是一部描绘明清儒林士子平常生活的一部著作，其既是中国社会封建晚期的文人士子的百象图，又是中国十八世纪前后江南士绅生活的风俗画卷。《儒林外史》描述的对象主要是文人士子，但我们却能够从中探究得到丰富的商业文化资料。

在过去的历史里，“重农抑商”一向是政府所为，而人们心目中“士农工商”，商为末枝的思想更是在人民心目中根深蒂固。然而到了明清时期，“君子不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古训则是荡然无存，文人学子纷纷走上上路，谋取暴利，在晋商当中更是构成了“重利途，甚于重名。

子弟之佼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的风气，并蔓延全国。

至于这些从商的文人士子，在《儒林外史》中我们大致能够察觉到有这么三类，一是做盐商的：万雪斋、宋为富等人经营盐业，获利极厚，更以金钱结交权贵，仗势欺人；二是当典当的：毛二胡子狠毒抠门发家致富。

而其中五河县的方乡绅则“开典当引盐”，成一方首富，以钱通神；而还有一类则是依附商家，做些事务养家糊口的，如周进即是当了一回记账，之后哭得死去活来才得了商人们凑的二百两得以进考场，最好取得了功名。

作者吴敬梓对这些从商的文人多以讥讽，将其作为“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的鄙夷对象，但其也对真正的儒商表有敬意，赞颂庄濯光、盖宽的重义轻利、善于经商而又不失士子之骨气。

然而其最终却以惨淡收场，只得贫苦之命，这则是作者对当时社会只允许如万雪斋般厚颜无耻、毛二胡子般狠毒抠门才可发家致富、道德沦丧、风气败坏的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