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都市圈的发展过程

模、开发新城为主要特征的都市圈雏形期

经历了近10年的战后复兴，整个日本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伴随着制造业大规模集聚和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东京因其特殊的地理区位、政治及经济中心地位自然成为首都圈的超级核心城市，但很快就面临交通堵塞、基础设施不足、居住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城市问题。为此，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政策一方面是延续战前控制城市规模无序扩张的理念，另一方面是将重点放在为促进产业设施分散而积极开发周边地区和加快建设大型基础设施上。

为了控制东京向周边地区无序扩张，日本政府最早以推行“绿化带+卫星城市（中小工业城市）”的方式来引导城市空间重构和产业功能布局。但其中以绿化带限制城市蔓延的做法并未奏效——因为地价快速攀升使私人土地所有者不愿放弃土地上涨带来的收益，东京建成区面临加速扩张的挑战。不过，依靠《首都圈建成区内工业等设施控制法》、《首都圈城市开发地区整治法》等强制性的国家法规，早期集聚在东京核心区的工业、教育、行政办公以及批发仓储流通等多类设施逐步分散，城市周边地区的卫星城和新兴工业城市建设也得以快速推进，以多摩地区和筑波学园城市为典型代表。同时，为筹备1964年东京奥运会，以城市交通和城际高速路网为代表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由此，依靠首都圈内核心城市的快速崛起与主动的城市规模控制，辅以周边地区的新城建设和大型基础设施开发，东京都市圈的雏形初步显现。

（二）经济中低速增长背景下以一极集中、适度疏解为主要特征的都市圈扩张期

以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为转折点，东京都市圈的经济增长开始减速，但产业转型反而加速了服务业和商务功能向东京都心的进一步聚集。同时，1980年代起因经济滞胀、第二次石油危机和泡沫经济出现引发日本政府的财政约束和私人土地投机性开发，东京周边地区的发展提速，以多个首都圈副中心和商务核心城市的兴起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剧烈，首都圈政策也多次调整，但主要以摆脱“一极集中”依赖、适度疏解非首都功能为目标。

20世纪70-80年代，东京的人口变化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可以反映出这一时期“一极集中”特征的加剧。一方面，常住人口从东京向周边地区迁移的同时，中心区就业人口显著增长；另一方面，东京都内商务办公用地面积在70年代的十年期间更是剧增了1.6倍。中心城市功能加速集聚的趋势并未因经济增长减速而放慢，而只是从前一时期的常住人口和制造业设施集中转变为就业人口和商务办公设施的集中。产业结构转型下的功能集聚反而使“一极集中”现象矛盾更加尖锐，过度的密集和规模扩张使得东京都与周边区县的差距放大，不仅影响到首都圈经济社会系统的稳定，还因常住人口减少引发中心空洞化、房价泡沫、公共项目效益下降、城际交通恶化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新城市问题。为此，日本政府开始大力发展商务核心城市：不仅将副中心增加到七个（新宿、池袋、涩谷、大崎、临海、锦系町、上野/浅草），还加快开发周边的横滨未来21世纪港、埼玉新中心、幕张新中心等多个新兴商务核心城市。加上区域性交通网络的完善，多核型的都市圈架构得以逐步扩张。

（三）经济增长停滞、社会矛盾凸显背景下以多核分散、职住平衡为特征的都市圈成熟期

20世纪90年代起的“后泡沫经济”期，东京都的经济增速和人口规模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负增长阶段，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经济停滞引发的就业困难等社会矛盾也逐步凸显，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和信息化趋势也加速了城市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的转变。这一时期的发展政策理念除了继续完善首都圈的多核心型城市结构，还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各项城市功能空间布局优化，加强就业和居住功能平衡的方针。这是因为经济衰退时期日本政府和公众普遍反思过往的高速经济增长并没有给都市圈生活就业环境带来质的提升，反而因功能过度集聚和泡沫经济破灭加剧了各类“大城市病”，社会各方迫切要求营造良好生活和就业环境、发展知识密集型新兴产业、创造独特文化和增强国际大都市竞争力。

为此，首都圈城市建设的重点逐步转变为建设基层生活圈，促进生活性服务设施、公共交通设施的发展。道路交通建设从增加规模转向提升交通网络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如干线道路网整治和道路连续立交项目等。同时，政府加强整治中心区，夯实副中心区（如东京都政府迁入新宿副都心），城市开发模式也从政府主导转向以民间开发和区市町村基层自治体为主。由此，东京都市圈完成了由“一极”向“多核”的转变，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多中心分散型网络结构。

以规划调控与跨区域行政协作为抓手，完善大都市圈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