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集婉约派之大成的巨匠是

周邦彦（1056年－1121年]或1058年－1123年），字美成，号清真居士，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文学家、音乐家、官员，宋词“婉约派”的代表词人之一。

周邦彦自少性格疏散，但勤于读书。宋神宗时成为太学生，撰《汴都赋》，歌颂新法，受到神宗赏识，升任太学正。此后十余年间，在外漂流，历任庐州教授、溧水县令等职。宋哲宗亲政后，周邦彦回到开封，任国子监主簿、校书郎等职。宋徽宗时一度提举大晟府，负责谱制词曲，供奉朝廷。后又外调顺昌府、处州等地。后在南京应天府逝世，享年六十六岁。获赠宣奉大夫。

周邦彦是婉约派“集大成者”。

一是因为他为结北开南、承前启后者；

二是其所开创的精研音律、重视辞藻的格律化词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故而清代词论大家陈廷焯认为："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

1、 结北开南、承前启后者

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是北宋后期著名词家，在群星璀璨、佳作频出的北宋词坛里，作为继苏轼之后的词坛领袖，婉约派的"集大成者"，其所开创的精研音律、重视辞藻的格律化词风，对南宋姜夔、吴文英格律词派词人以及后世影响很大，其词后世评价很高，被誉为"词家之冠"、 "集大成者"（周济），清代陈廷焯认为："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实属过誉之词。

个人以为周邦彦在艺术技巧上，集北宋婉约词大成，在两宋词风转变中确实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但是由于个人的遭遇、时代环境等因素，其词篇题材范围狭窄，其词思想境界和生活面比较小，具有局限性。当代学者叶嘉莹先生认为"他是集结了北宋的大成，而开拓了南宋的先声的人物"，应为正确评价。

2、 典雅精工的独特风格

周邦彦诗、赋、词皆有成就，其词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作为词坛领袖，他能吸取前期各家词人的长处，如"花间词"的富艳精工、晏殊、欧阳修的清丽典雅、柳永的铺叙展衍、秦观的情致绵密，追求词作的艺术规范性，从而形成自己典雅精工的独特风格，主要体现在章法结构、语言、词境、音律等方面上。

在结构上，周邦彦尤其擅长铺叙，他继承了柳永长调慢词中的铺叙之法，但舍弃了他的平铺直叙，没有变化、多有重复的时空结构，周邦彦的以倒、插、顺叙结合，将不同时地的情景交叉融合，充分运用点染、勾勒、蓄势等艺术技巧，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描写，化俗为雅，增强了词的意境和韵味。如《兰陵王·柳》托柳起兴，抒发自己离开京城的离愁别绪，时而代行人所想、时而从自己所想，从人想到柳树，从现在想到往事，迂回曲折，似浅实深，将作者久旅京华的愁闷，一层层倾吐出来，具有很强的艺术力。

周邦彦这种长调慢词的出现，叶嘉莹先生认为"清真词中这种长调慢词的出现,，使得词之写作在本质上有了一种转变，"那就是一种以思索安排为写作之动力的新的质素的出现。这种质素的转变逐渐形成了一种写词的新途径与新趋势，对后来南宋相当多的作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影响到后来南宋的吴文英等人，他们逐渐以善于思索安排的"思力"取胜，而不是以直接给人一种感动与兴发的"感发"取胜，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

在语言上，周邦彦让词语言更加雅化，语言既自然浑成，又精致工巧。与柳永相比，他减少了了词中俚、俗语的使用，代用词也更侧重于物象的表现，而不是情感，比如以"凉吹"代风，以"凉蟾"代月，以"楚宫倾国"代花等，更加含蓄，也比较典雅工丽。

但他最终追求的是一种"浑厚"的词境，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善于用典化句，词艺已臻于化镜，浑然天成，表现出更新、更丰富的情感。无论是《满庭芳》"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化用杜牧的"风蒲燕雏老"、杜甫的"红绽雨肥梅"，还是《意难忘》"私语口脂香"化用白居易的"暗娇妆靥笑，私语口脂香"，或是"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传出雨后风中荷叶的姿态，皆贴切自然，浑然天成，字里行间有一种别样的美，体现了本色词的风貌。

3、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而非政治家

周邦彦是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音乐造诣非常高，徽宗时，曾经提举大晟府（最高音乐机关），致力于词调的整理审定，"讨论古音，审定古调""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张炎《词源》），创作不少声腔圆美、用字高雅的新词调，如《瑞龙吟·章台路》、《兰陵王·柳》、《六丑·蔷薇谢后作》等，但已佚，今存《片玉词》、《清真集》。而且注重词调的声情与宫调的音色协调一致，审音用字严格精密，用字不仅分平仄，还严分仄中的上去入三声，又特别擅长用拗句，且达到音律的和谐统一，因此很符合宋代雅士，尤其是知音识律者的趣味。

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当年他以赞颂新政的《汴都赋》进入官场，辞藻华丽，而无深刻性内容，而苏轼是以自己的从政经验和为社会民生考虑，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的《上神宗皇帝书》。相传周曾经与李师师相好，写下那首著名的《少年游》（并刀如水），而被宋徽宗贬谪的故事，反映出其年少是个风流不羁的才子，虽然一生宦游不定，也有"谁识京华倦客"的孤独，但未遭遇如苏轼般的沉重打击；尽管身处北宋末期，社会承平日久而又毫无朝气，但是潜伏着阶级、民族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但他的词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眼光更为士大夫化，情态更为矜持，审美趣味更为雅正，并没有真实反映北宋彻底崩溃前的社会矛盾，不像苏轼那样积极从政，以诗入词，不为音律所拘，敢于用词揭发社会矛盾，对社会干预和对人生思考的"豪放词"。

和杜甫比，杜甫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成就远远高于周邦彦，王国维早期批评他"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就是说明他的词"境界"不高，但晚年说他是"词中老杜"是过誉，他的"集大成"仅就艺术成就而言，而且主要表现在吸收北宋的前人词作之上，其思想内容上题材狭窄，多以"飘零不偶"的羁旅行役之感为主题，未免空洞、贫弱，而杜甫诗歌，以能最广泛深刻地反映他生活的时代著称，有"诗史"之称，诗歌里面贯穿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大大提高了作品思想的高度，具有重大意义。

可以说周邦彦的确是个"结北开南"的人物，他没有走苏轼"豪放派"那条路，而是另辟蹊径，开格律词派先河，其词的确对南宋以及后世产生过巨大影响。但是他对艺术的执著追求精神，决定了他最终走向逃避现实，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其艺术成就在当时达到了一个高峰，难以有人能望其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