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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训不仅对学生有指导意义,而是对全校师生员工都有指导意义。所以,校训往往都被书写或镌刻在人们容易看到的地方,如校门、礼堂、图书馆等迎面处;校刊、学报、纪念册等的刊头、扉页或专页上。因此清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开的“允公允能”、燕京的“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等即常见于以上各处,并被师生所熟悉、所记忆、所引用,在有关回忆录中常常见到。而北京大学(含京师大学堂)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在这些地方均未见到过类似校训的词语,也未在纪念文章或回忆录中见到有关校训的提法。
1938年10月6日,西南联大常委会根据当时教育部的要求制定西南联大校训、校歌,成立了以冯友兰先生为主席,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的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为了能够包容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训的精神,曾将三校校训书写在纸上摆在面前斟酌讨论,清华、南开的校训已见前文,写有“国立北京大学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一张小纸于此第一次见到(现收藏在校档案馆),且为仅见。这八个字,在此之前、之后均未被引用过,更未被镌刻在校门、礼堂等处,也未被刊载在校刊、纪念册上。因此,数以万计的北大师生(在校或离校的)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八个字。只是近年来由于西南联大的被人关注,四校校训并提,这八个字才为一些人所知晓。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语出《中庸》第十九章,其主旨在讲修身、为学、治国,然而学、问、思、辨、行,“五者废其一,非学也”。(《中庸》第十九章)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况指出:“……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荀子·儒效》)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论先后,知为先 ;论轻重,行为重。”他还说:“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九、卷十三》)可见笃行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为何被舍弃不用?北京大学的国学大师、泰斗人物灿若群星,他们会赞同“五者废其一”吗?因此,我以为以上八个字有被仓促拿来应急之嫌。(这八个字出自何人之手,尚待考)
如今常常被人引用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勤奋、严谨、求实、创新”是被称为北大的校风、学风的,而未被看作校训。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北京大学实无校训。
其实,仅就校友不记得校训而常常询问,即可说明北大没有校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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