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是怎样灭亡的 灭亡的原因是什么

西汉末年，政治日益腐败，土地兼并成风，社会动荡不安。面对这种形势，有不少人向朝廷提出解决危机的办法。汉哀帝时，大司马师丹针对当时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的现象，提出对贵族豪富占田及奴婢的数量加以限制。

由于当时绝大多数豪强地主、贵族官僚都早已超过最高限额，因不愿放弃自身利益，所以这个建议刚一提出，即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

内外交困的汉哀帝，在社会上、包括一部分官僚地主中，已经失去威望。 外戚世家出身的王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崛起， 王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颂其功德者竟达48700人，各地方官吏也不断向王莽献祥瑞，为其制造代汉的舆论。王莽就在地主官僚的拥护下，由"安汉公"到"假皇帝"，终在公元八年十二月，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

西汉王朝后期，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刘氏政权日益危机。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发展出了“再受命”和“易姓受命”，王莽利用“易姓受命”思想，笼络士人和好租，一举登上了皇帝宝座，建立新朝，宣告了西汉王朝的灭亡。

西汉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封建社会的老问题，土地兼并，王莽不篡汉，其实西汉政府大概也运作不下去了。汉宣帝以后，西汉短暂的中兴之像立即就熄灭了，继位的汉元帝，在是书上的评价是“柔仁好儒”。

他还在是太子的始皇，对他老爹重法家人物很不以为然，曾经十分委婉地向老爹表示：“陛下你使用刑罚略过分了啊，应该多多任用儒生。”

汉宣帝听完后很是生气，厉声说：“我大汉自有制度，本来就是王霸兼而用之，怎么能像周代那样单纯地用德政呢？更何况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欢厚古薄今，连名与实都分不清，怎么能交给他们以重任。”

汉宣帝教育完儿子后，无奈地长叹一声：“乱我家者，太子也！”

事实也确实如此，汉元帝这个人性子软，继位没多久，就导致了宣帝临终前安排的三辅臣、宦官、外戚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

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角逐，最后宦官成为了大赢家，汉元帝天真地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结外党，于是特别信任宦官，宦官石显被他提拔成为中书令后，中枢的权力急剧失衡，向石显一方倾斜，最后大权旁落，西汉皇帝的权柄自此失衡。

到了汉成帝继位的时候，汉成帝年长却贪乐，荒于酒色，他母亲皇太后王政君的外戚亲族擅政，大权几乎全部为王氏一族掌握，为王莽篡汉埋下了祸根。

西汉王朝的衰落，实际上就是始于汉元帝。历史上的昏君，或暴虐冷酷，或者昏庸低能，或者荒淫怠政，或恣意妄为，但这几条汉元帝刘奭一也不沾边。

刘奭继位初期，尚能选贤任能，后因宠信宦官，太好糊弄，威权旁落，终至国势日衰，形成了西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拐点，结束了昭宣中兴的短暂局面。

刘奭不失为一位品行不错、多才多艺的好人，然而，好人不一定能够成为好皇帝。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击案叹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

好人未必就是天然的合格好领导。而西汉朝政的失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倘若把短暂的王莽新朝划到西汉王朝中，（毕竟新朝还是西汉王朝的基础）那么，西汉的灭亡，其实更多的是社会矛盾问题。

王莽新朝的各项政策并没能解决社会问题，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各种社会势力参与了反莽的大起义，除了活不下去的一部分流民外，其实最先反莽的乃是“郡国豪杰”和最为了解王莽为人的亲属和心腹大臣。在推翻王莽的“新朝”新动作吧，豪族武装集团起了重要作用，各地域豪族的起事，瓦解了王莽政权的社会基础，新朝在豪族的反对下灭亡。

倘若没有王莽的新朝，西汉王朝的灭亡方式大致上也是这一种，大的农民起义，会因为尖锐的人地矛盾最终爆发，王莽的改革，虽然一塌糊涂，但其出发的方向，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缩小两极分化，以此来增加帝国财政，巩固帝国有些摇摇欲坠的统治，显然，这种改革，即没有让劳苦大众得利，反而深受其害，而利益损害更大的豪族们，也纷纷反抗。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主张，并且论述了君权与神权之间的关系，将古已有之的“君权神授”论发扬光大，也就是后世所概括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理论了。汉武帝大为赞赏，将其吸收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虽然他本身并没有重用董仲舒。然而，就是这个“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思想，敲响了西汉亡国的丧钟。

“天人感应，君权神授”，顾名思义，就是国家的命运与上天的指示息息相关，君王只不过是上天派来管理民众的工具，君王不能违背上天的指示，如果上天降下灾变，那么就是君王的责任，君王就必须改正错误，重新赢得上天的信任，那么整个国家就太平无事了。问题是，如果说这个君王不再符合上天的指示，一而再再而三违背天意，那该怎么办呢？

有一种方法是，取而代之，让有德之人管理这个国家。

诸君可能付之一笑，谁不知道“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只不过是君王装潢门面的工具？然而西汉末年的那些儒生们真不这么想，他们真真切切在寻找有德之人，来取代刘家的统治。可以说，那个时代儒家理想主义盛行，恢复周公之治，实现儒家眼中的大同之天下，这就是西汉末年儒家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西汉王朝的思想支柱天人感应，碰上儒家的理想主义，注定了它不可逆转的衰亡。可以说，西汉正是亡于官方一手承认的意识形态，这是毫不夸张的。

汉宣帝死后，灭亡的过程确实加速了，这是因为加入了催化剂，也就是王氏外戚。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汉治陵夷，始于元帝，而其大坏则自成帝。帝之荒淫奢侈，与武帝同，其优柔寡断，则又过于元帝。朝政自此乱，外戚之势自此成，汉事遂不可为矣。然而西汉的衰亡，早在汉昭帝在位的时候，就开始了端倪：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正月，泰山莱芜山之南，发出了像是有几千人在一起的喧闹之声，百姓纷纷围观，只见有块大石自己竖了起来，有一丈五尺高，有四十八人合围那么粗，入地有八尺深，另有三块石头作为大石的脚。大石自立后，有几千只白色的乌鸦飞下来聚集在它旁边。与此同时，昌邑社庙中已经枯死倒地的树居然又活了过来，而且上林苑中原已折断、枯萎倒卧在地的大柳树竟自己竖了起来，重新获得了生机。有许多虫子吃这棵树的叶子，吃剩的树叶的形状像这样几个字：“公孙病已立”。

当时的符节令，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眭弘，夜不能寐，翻阅经书进行研究，终于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这不就是表明有老百姓要当皇帝的意思吗？天意不可违啊！（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

他立刻上书朝廷，洋洋洒洒写了篇奏章：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意思是，汉家气数已尽，汉昭帝你自己退位吧，仍不失封侯之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奏章中，眭弘提出了禅让的主张。

当时的权臣是霍光，他虽然专权，可也不敢有取代刘家的意思啊！作为霍去病的亲戚，他的方式也很简单粗暴，抓起来，杀了！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下去了。

后来，有人说眭弘是因为揭露了霍光想谋朝篡位的野心所以被杀的，而且“公孙病已立”，不过是在预言汉宣帝的即位（汉宣帝的名字就是刘病已）。然而眭弘改朝换代的主张，我想也并不是一时兴起，也并非没有舆论支持。

到了汉宣帝时代，有个叫盖宽饶的官员，看到皇帝喜欢严刑峻法，而且信任宦官，就给汉宣帝上了道奏章：方今圣道浸微，儒术不行，以刑馀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孙，官以传贤圣。” 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这封奏章等于是指着汉宣帝的鼻子臭骂，你们刘家干了那么多坏事，就是因为家天下，让子孙一代不如一代，最后更是直接指出，要恢复古时候的禅让制度，让有德之人居其位。大伙瞧瞧，这不是公开的谋反吗？汉宣帝气炸了，立即将盖宽饶下狱。按理说，盖宽饶给点银子或许就没事了，可是他为了心中的道，在未央宫北门前自杀。他死后，“众莫不怜之”。

请注意这个“众莫不怜之”，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和盖宽饶一条心的人很多。就是如同吕思勉先生所说，“汉世儒家所怀根本改革之计，虽迄未尝行，然奋起而主张之者，亦迄未尝绝。”大家都意识到必须要改，不改不行了。汉宣帝大约也意识到，儒家和他并不是一条心的。所以他就用严刑峻法来震慑那些儒生，他痛恨优柔寡断的太子殿下，他因为太子和儒生走得太近而大发雷霆，发出了“乱我家者太子也”这样的声音。然而儒家所谓的改革，已经无法阻挡，试想一下连太子身边都是儒家，汉宣帝以一己之力又能改变些什么？

元成哀平时代，一方面，外戚集团兴起，说来实话西汉本来就是夫妻店，外戚是很寻常的事，然而这个王氏外戚集团，和之前的吕氏，卫氏不同，他们已经和儒家的改革派融为一体，尤其是这个外戚集团出了个王莽，在当时简直就是当世周公；另一方面，当时自然灾害频繁，还发生了几场农民和矿工的起义，说老实话，这些灾害和汉武帝时期相比，规模差不多，而且西汉王朝强大的中央政府很快就将它们解决了，然而每当灾难发生的时候，儒生们便去指责皇帝陛下的过失，连陛下的家务事都要管，比如什么任用小人，什么宠幸赵飞燕等妃子皇后，用的理由无一例外——“天人感应”，反正上天降灾，民间暴动，就是你皇帝的错。

皇帝陛下也往往选择妥协，因为老祖宗给你定下的就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你必须遵守，这些儒生并没有做错什么。面对那么多自然灾害，难民问题，官民之间的冲突，让儒家学者们觉得，这个世道必须改变，只有恢复周公时代的政治，整个国家才有希望。

当时有个大臣叫谷永，他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彻底改革的愿望：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看到了吧，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你姓刘的自然可以不当皇帝。这种话，当然有些叛逆，然而到了汉成帝耳中，他没有动怒，仅仅付之一笑，并继续让谷永发表意见。他实在痛恨谷永，也只好让其闲居在家，谷永最终是享尽天年而死的，没有遭遇眭弘，盖宽饶的悲惨命运。因为皇帝明白，儒家要求的改革已经成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一发不可收拾。更何况皇帝本人也在讨儒家学者的欢心，实际上，在元成哀平时代，皇帝不止一次施行仁政，发布了赦免囚犯，节约用度，赈灾等诏令，例如汉成帝曾经多次减免税赋，赦免囚犯，他甚至能容忍臣下的谏言，某种程度上要比后世的昏君好很多。

然而当时的舆论已经不姓刘了，尤其是当人们看到汉成帝没有子嗣，汉哀帝又体弱多病的时候，是不是总有一种气数将尽的感觉？汉成帝时期有个道士叫甘忠可，伪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就公然宣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看上去就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早期版本。

汉成帝大怒，将甘忠可下狱，甘忠可最终病死在狱中。然而皇帝们可以制裁一个道士，却堵不住儒生们的悠悠众口，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改变不了当时的舆论环境。

其实皇帝陛下并不是没有做出行动，比如汉哀帝时代有名的夏贺良事件。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诏曰：“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

汉哀帝本人身体就很差，多病多灾，国家又如此多灾多难，他为了挽救自己，也为了顺应天命，就听从了夏贺良的建议，不仅仅要改元，还要改皇帝称号，弄个“陈圣刘太平皇帝”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称呼。由此可见，夏贺良就是一个弄臣，然而这种娱乐大众的事情居然被汉哀帝认可了！他也想以这场闹剧来挽救自己的天命。然而实际上证明它不仅不能挽救汉哀帝的生命，也救不了摇摇欲坠的西汉王朝。很快，夏贺良就被杀，支持夏贺良的丞相朱博自杀而死。夏贺良的失败，说明“前汉王朝为振兴帝国实力而作的最后努力失败了”（剑桥中国史），从此再也没人能阻止以王莽为代表的儒家理想主义者。

汉哀帝死后，随着王政君太后杀死汉哀帝宠信的董贤，夺回大印，王莽重新上台，儒家理想主义就彻底占了上风。因为王莽在当时就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所作所为，什么解放奴婢，什么分封土地，什么抑制豪强，种种，无疑不是向着儒家终极理想迈进的一大步。他是衷心赢得大家的拥护与支持的。虽然当时还有反对派存在，然而他们已经威胁不了王莽，并且在政治斗争中很快就失败了。

当时的著名作家杨雄写了《剧秦美新》一文，极力赞美王莽，现在可以告诉大家，这位著名作家并不是在拍马屁，绝对是出自真心，因为在当时，王莽就是儒家理想主义者心中最期盼的人物。就算是通过暴力手段排挤赵家傅家势力，就算是得罪了豪强贵族，甚至杀死儿子，暴虐成性，那又怎样？只要建立一个儒家理想的世界，流血牺牲又怎样？

王政君摔掉的玉玺的一角，只是为西汉无可避免的灭亡，儒家理想主义的奋斗献上的礼炮。

然而王莽的登基，只不过是顶点而已，儒家理想主义，到最后还是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一天到晚在古代典籍之中寻找治国的方略，却挽救不了社会危机，最后，王莽连同他的理想帝国一同毁灭于长安的战火之中，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操治理之权者，其利正在于剥削人民。不能辅翼平民，使起与厉己者争，而望厉民者行保民之政，则与虎谋皮矣，有是理乎？元帝以后，所行仁政甚多，然民获其利者，未知几何，而权臣贵戚，竞肆贪残，民之受其害者，则不知凡几矣。此其所以日趋衰乱，终至不可收拾欤？

空怀着理想，却不让百姓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绿林赤眉起义，刘秀的崛起，让这片土地上的子民觉着，还是刘家好。于是大汉王朝又延续了二百多年的统治。然而王莽临死之前，还跪在神庙面前哭诉：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奈我何！

他不明白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支柱的统治思想只不过是荒谬的空中楼阁罢了。

而儒家理想主义，因为这次社会实验的彻底失败，从此再也抬不起头，逐渐让位给了儒家现实主义。而“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也成了君王们确立政权合法性的工具，无论是李渊，还是朱元璋，还是顺治，都是如此。

最后做个总结吧：西汉王朝的衰亡，始于汉武帝一朝“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统治思想的确立，像霍光汉宣帝这样的强硬派，尚且能控制住局势，一旦汉朝天子们彻底倒向了儒家学派，一旦儒家理想主义占了上风，西汉便亡了，而汉宣帝之后君王的软弱无能，外戚的专权，成了这个社会实验的催化剂。西汉在宣帝之后的结局，其实就是早已埋下的意识形态的种子，开出来的恶之花。

西汉帝国在汉武大帝时鼎盛国泰民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