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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阶级基础
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19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
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了资本主义之后,也迅速强大起来。在这种局势下,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
19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改革等,使更多的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参政权,政治民主化进一步扩大。英、美等国实现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顿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而亚洲的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迅速崛起。这些国家都为中国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示范。
国内背景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德、俄、奥、意、日等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侵略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
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
《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
经济基础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点:
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思想基础
一、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中国的问题。
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
二、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萌芽。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
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
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梁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变法过程
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教训,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见胶州湾事件)。
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
变法内容
文化:创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经济: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因为官办企业多弊病,故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倡办实业,促进生产;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企业。
军事: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政治:(一)开放言路。光绪皇帝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可以上书,通过本衙门的“堂官”(首长)代传。
(二)精减机构。撤销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各省也要做相应精减。
(三)任用新人。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都被光绪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秘书),参与新政。
变法结局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
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
失败原因
根本原因是:
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即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慈禧所代表的顽固派掌握实权,实力强大。
直接原因:
其一,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实权。
其二,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
其三,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四,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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