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的作者是谁

首先，《中庸》究竟是不是述圣子思子的作品，其实是有争议的。

正方：认为《中庸》作者是子思子无疑。

汉代大儒郑玄、唐代大儒孔颖达都认为《中庸》作者是子思子无疑，如孔颖达《礼记正义》：

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

其后的程颢、程颐、朱熹都对这种说法没有异议。

反方：认为《中庸》作者未必是子思子。

《中庸》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夫尧之思虑常有失，舜、禹尝待人之助，汤与孔子尝有过，此五君子者，皆上古圣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犹有不及，则中庸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谁可以当之与？
此五君子者不足当之，则自有天地以来，无其人矣。岂所谓虚言高论而无益者与？

欧阳修认为，《中庸》讲述的道理，圣人尚且都做不到，那岂不是“虚言高论”吗？这样的著作，怎么能是孔子后人写出来的呢？因此：

子思，圣人之后也，其所传宜得其真，而其说有异乎圣人者，何也？

而清代学者袁枚更在《小仓山房尺牍》中考证道：

《论语》、《孟子》言出皆泰山，以其在邹鲁也。
《中庸》独曰：载华岳而不重。子思足迹未尝入秦，疑此是西京人语。

——孔子孟子是邹鲁人，因此举起例子来，都说“泰山”如何如何。而《中庸》的作者举起例子来，偏偏说“华山”。可是，子思子是没到过华山的。

更别说《中庸》中极为可疑的一句：

今天下

车同轨，书同文

因此，在学术更为开放的近现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主张《中庸》并非子思子的作品。

比如钱穆先生，在《中庸新义》中就表示，《中庸》应当成书在秦汉之际；劳思光先生更认为，《中庸》原是《小戴礼记》的一篇。作者究竟是谁还很难讲。但绝不是子思子。

在这个争论里，逐渐开始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庸》原本就是《论语》的一部分。如郭沂先生在《〈中庸〉成书辨证》中，就提到了这个观点。

郭沂先生曾在《〈论语〉源流再考察》中提出，《论语》的原型也许不是一本书，而是各位弟子的笔记（《中庸》就是其中一份笔记），是许多本笔记最后汇成了《论语》。这也是导致《论语》有许多版本的原因。

且不论郭沂先生的猜测是否正确。

因为《中庸》和《论语》实在是太像，实在有太多相似的句子。我们随便举例：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 子曰：君子和而不流。（《中庸》）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中庸》）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中庸》）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论语》）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子曰：三年之丧，达乎天子。（《中庸》）
子曰：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

我们可以看到，《中庸》和《论语》中有一部分是相当相似的句子。即便两本书不是系出同源。也不能排除《中庸》作者创作时直接引用《论语》原文的可能。

因而我们就必须承认一点，《中庸》和《论语》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中庸》的含金量并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中庸》对儒家思想的再发展，并没有有《孟子》那么深远。

如果说子思子为代表的《中庸》，是对《论语》做出更详细的解释。那孟子所代表的《孟子》，则是扩充了儒家思想的视野，延伸了儒家思想的宽度。

我们常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很多外国人，甚至很多中国人都会认为，传统的中国人是只讲“仁”的，是和善的。这并不全对，因为在中国人的精神里，还一直埋藏着“义”。

这个“义”就是指“正确的事”。

正所谓：

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我们读《孟子》，经常会感到畅快淋漓——孟子的慷慨激昂，孟子的急公好义。孟子从不谄媚君王，甚至会当场驳斥君王，不留情面；可孟子也不是愤青，只要君王肯虚心接纳，孟子也是会循循善诱的。

在《孟子》里，我们能看到汉文化独有的“气节”，能看到历史上那些宁折不弯的士大夫。甚至我们能看到“侠义精神”。

如今大家常常说，墨子赤着脚全国到处宣传反对战争，是“侠义”。可在我看来，孟子这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也是“侠义”呀。

至少在孟子之前，儒家思想从来没有这么热血沸腾过。

关于孟子之前还写过一个简单的回答，有兴趣可以了解：

如之何：你曾经见过最令人伤感的一句古文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