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一生

一、从出生到弘治十八年（王阳明34岁前，1472-1505年），这一阶段，是王阳明博览群书、广泛吸取不同的思想资源，丰富其思想经历、历练其处事才能的时期。

　　按照史料的记载，12岁之前，王阳明并未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而是在他的祖父王伦的言传身教之下得以启蒙并默诵群籍的。11岁时，因他的父亲王华考中状元，在北京供职，他才随祖父来到北京，次年在书馆就读。就在12岁时，他即确立了以“读书做圣人”为“人生第一等事”的志向。这一志向的确立，为他此后全部的人生道路奠定了方向。

　　15岁时，他考察居庸关，某种意义上即是他把“圣人”志向付诸实践的第一次尝试。他详细考察了居庸三关的山川地理、道路交通以及关外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不仅做了详细记录，而且结合地理实况给予分析，并试图把他基于实地考察所提出的防御策略献给朝廷。在考察期间，他也向少数民族青年学习骑马射箭，“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

　　16岁他读到朱熹关于“格物致知”的论述，立即付诸实践，去“格竹子”，结果使他身体染病，由此而体会到朱熹所说的“格物致知”或许有误，未必是通往“圣人”境界的坦途，开始对朱熹之说产生怀疑。

　　17岁他在南昌结婚，结果却与道教结缘。而既闻道教养生之说，他便立即付诸实践。据记载，他此后的道教炼养术也达到相当高的境界。

弘治十六年（1503年），王阳明32岁。他自觉反思了自己广泛的思想阅历与多方面的实践经验，“渐悟仙、释二氏之非”，重新又回归到了“圣人之学”这一根本原点。两年之后，他与湛若水（1466-1560年）一见如故，结为好友，共以发明“圣学”为己任，更坚定了他必为圣人的根本志向。

二、正德元年至十年（王阳明35岁至44岁，1506-1515年），这一时期，是王阳明经历极度艰难困苦而最终获得思想新生的时期，也是“阳明学”创立与早期传播的时期。

　　正德元年，他因为上书得罪了用事太监刘瑾，遭受廷杖之刑，又被贬谪为龙场驿丞（龙场驿在今贵州省修文县）。

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之后，王阳明于正德三年春天到达龙场。恶劣的自然环境、极度的物资匮乏、上级官员的凌辱，如此等等，生死之间几乎命悬一线，把王阳明逼到了生命的绝境。但正是在这种绝境之中，王阳明实现了“绝地重生”，实现了他思想生命的更生，这就是所谓“龙场悟道”。

“龙场悟道”的结果，实质上是他的“圣人之志”在特定条件之下的喷然勃发，他真切地体悟到了“心即理”、“圣人之道，吾性俱足”，因此也直接导致他与朱熹“格物致知”之说在思想上的分道扬镳。

与朱熹学说的分离，同时也就是他自己以“本心”为核心理念的心学哲学体系建构的起点。基于“心即理”的体悟，王阳明创立“知行合一”学说，成为他贯彻一生的关于“心即理”的实践原理。

　　正德五年，王阳明离开龙场，升任庐陵县令，这是他第一次实际管理地方政治事务，也是他“知行合一”思想运用于政务管理并取得实际效用的最初实践。

同年冬天，他离开庐陵，此后经过了五、六年的职务频繁变动时期，而同时也成为他讲学活动相对最为集中的一个阶段。“知行合一”这一新学说，随着王阳明的讲学活动，传遍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极为广泛的思想影响。

三、正德十一年至正德十六年（1516-1521年，王阳明45岁至50岁），这是王阳明事业发展的巅峰时期，也是他的心学哲学进一步完善而达成体系化建构的圆满时期。

　　正德十一年，朝廷任命王阳明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地方”，他实际所管理的地方，是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四省交界的广大区域。

在四省边界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众多的土匪武装，山头林立，四处劫掠，给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极大困扰，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朝廷多次派兵征剿，但收效甚微。王阳明到达赣州之后，旋即投入一系列的具体工作，实地勘察地形、了解道路交通情况、掌握敌人兵力部署以及各山头之间的相互联系、己方兵员及其作战能力、作战器械的预备等等，在切实掌握各方面具体情况的基础上，王阳明亲自选练民兵，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严明军纪，发起了对四省边界区域三次大规模的战役，即“漳南之役”、“横水桶冈之役”、“浰头之役”，在不到二年的时间内，彻底清除了四省边界广大地区的匪患。

每次战争结束之后，王阳明都亲自部署战后民众的生产与生活秩序的恢复重建工作，并为未来考虑，设立新的行政区，强化政教，更革人心，以期收到长治久安之效。如“横水桶冈之役”结束之后在江西设立崇义县、“浰头之役”结束之后在广东设立和平县，这两个县至今也仍然是县级行政区。

　　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谋反。事发时，王阳明正奉朝廷之命前往福建处置地方事务而路过南昌。在极为急促仓皇的情况之下，王阳明迅速摆脱了朱宸濠的追兵，审时度势，迅速重新结集军队，制定了各种离间、攻心、实战之策，最终与朱宸濠在鄱阳湖决战，活捉朱宸濠。

朱宸濠自起兵谋反到被生擒，不过40天；王阳明自开始发起平叛战争到全面结束，不过10天。“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十万之众”，不仅改写了明朝的政治历史，也创造了军事上的奇迹。

　　但连续的军事上的旷世奇功并没有给王阳明带来个人的富贵利禄，尤其在平定朱宸濠的谋反之后，王阳明反而因此而遭受了种种诬陷与诽谤。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王阳明实现了其思想世界的再度飞跃。正德十五年，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说，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他的心学哲学。

　　四、嘉靖元年至嘉靖七年十一月（1522-1529年，王阳明51岁至57岁），这是王阳明生命中的最后七年，既是他的“致良知”学说获得广泛传播的时期，也是他为国家人民利益而鞠躬尽瘁的最后阶段。

　　平定朱宸濠叛乱之后，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王阳明忍辱负重，动心忍性，以非凡的智慧与皇帝朱厚照及其周围群小进行抗争，终于促成正德十五年闰八月朱厚照车驾返京，“御驾亲征”的闹剧由此落幕，而王阳明则仍留江西，继续处置地方善后事宜，尽快恢复当地民众的生活秩序。

正德十六年三月，朱厚照驾崩，世宗即位。六月，王阳明应诏进京觐见嘉靖皇帝，但行至半道，又得到诏书谓不必进京，王阳明遂回到绍兴与家人团聚。

　　事实上，虽然朱宸濠已经被诛，皇帝朱厚照已经去世，他周围的群小在嘉靖帝即位后也已经得到了处置，但权臣对王阳明的诬陷诽谤并未消除，他仍然蒙受着不白之冤。

王阳明回到家乡之后，他也因此而被朝廷“悬置”了起来，实际上即是“赋闲”在家。但王阳明不以为意，在此后的六年之中，他专注于讲学，宣讲他的“致良知”说，给整个学术界带来了极大震动，而随着“良知说”的迅速传播，“阳明心学”改变了中国思想史的整体格局及其发展方向。

　　嘉靖六年，朝廷忽又诏书数下，命王阳明为两广总督，前往广西思恩、田州平定“叛乱”。

王阳明到广西后，经过了解实情，思、田并不存在“叛乱”事实，便将思、田事务和平解决了。

而此同时，王阳明实地了解到，在八寨、断藤峡一带所存在的大量地方武装，倒是将来必为朝廷心腹之患，他运奇设谋，发起对八寨、断藤峡的征剿，不数月间，即迅速荡灭了两地的地方武装。

　　但此同时，他向来原本并不强健的身体，却因长期的军旅生涯以及两广的暑热而终致旧疾复发，这时已经非常虚弱了。他不断地向朝廷上书，希望朝廷能够派员来接替他的两广巡抚之职，完成公务交接，他可以回家安心调养身体。

但事实是，他的全部上书都被朝中权臣扣留了，他因此而耽误了治病的良机，终至不起。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地名“青龙铺”的地方，享年五十七岁。

临终之际，时任南安府推官的门人周积询问遗言，阳明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