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的形象代表了什么

人物形象

孔乙己

     环境造就人，孔乙己生活在新旧社会的过渡时期，其性格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孔乙己善良朴实，另一方面他迂腐顽固，真是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孔乙己这样性格的人物，毫无疑问是一个悲剧形象。

1.迂腐

       孔乙己是清朝末年的知识分子，他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教条，但是他连秀才都没有考上，又没有功名利禄，生活过得非常穷酸。孔乙己有着封建教育制度影响下的书生特有的清高本质，没有经济来源，也不愿意从事劳动赚取钱财，端着读书人的架子只能越过越穷。关于孔乙己那句“窃书算窃不算偷”的名言，我们可以看出他作为穷困潦倒的书生的迂腐一面。当大家嘲笑他偷书的时候，孔乙己只能无力的回击一句“窃书不算偷”，读书人的事不能算偷，这是多么可笑的歪理，此时孔乙己的穷酸迂腐可见一斑。[3]

2.善良

      孔乙己的人物形象是双面性的，复杂的，他虽然穷酸、迂腐，但是也有人性的闪光点。孔乙己善良的一面体现在他教小孩子认字和分茴香豆给小孩子吃的两个细节上。孩子们围住他，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茴香豆并不是什么稀罕物，可是在那样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在“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咸煮笋，或茴香豆，做下酒物”的年代，在卖酒都要羼水的年代，对于一个穷愁潦倒之人来说，确是何其珍贵，可他却一人一颗，一直分到所剩无几为止。一个“便”字就可见其大方，真真是分得毫不迟疑，毫不手软。相比较那些个掌柜和长衫客们，他们中有谁不比孔乙己阔绰，有谁拥有的不比孔乙己多，但又有谁分豆给孩子们吃呢？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当孩子们再次把“眼睛望向碟子”，他不是谩骂，不是恐吓，竟也“着了慌似的”哼起了《论语》里的调子直哀求，一个拥有善良与透明心性的老头跃然纸上。

3.穷困潦倒的“士”阶级

        酒店的酒客，有两个不同的等级：以下层劳动人民为主的“短衣帮”和以上层地主阶级、有钱人和读书人为主的“长衫客”。“短衣帮”们因为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在酒店里只能站着吃喝，“长衫客”们却可以走进酒店的专属包间坐着，慢慢享受酒肉佳肴。孔乙己初次出现在酒店里，就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是站着喝酒却穿着长衫的惟一的人。既是穿长衫的，就应慢慢走进屋里，愉快地坐着吃喝。但是孔乙己却不能，他只能跟短衣帮一样，在柜台外站着喝酒，不伦不类。他读过书，但是没有考上秀才，不能依靠认识的字、读过的书来生活，那就必须用劳动来谋生。但是封建教育制度的毒害就在于它不但使人与劳动脱离，而且还教育人轻视劳动阶层，灌输唯有读书是最高尚的思想。不劳动，不能生活，自然越过越穷，可是孔乙己还是死要面子，觉得读书人无论如何都应该比普遍人高一等，处处要显示出自己的身份，卖弄学问。站着喝酒这个细节显示他不是地主阶级，不是有钱人，理应把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脱下来，融入短衣帮的人群里。可是孔乙己又不愿承认自己的穷困潦倒，相反还觉得自己比他们都要清高，处处摆读书人的架子。他既不属于贫穷人士也不属于上层地主阶级，与这两个社会主流阶层都存在着距离。生活贫穷的孔乙己和当时社会的下层人民没有什么两样，但他时刻穿着在他看来是身份象征的“长衫”。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内心轻视广大劳苦众生，同时又渴望融入在他看来高大上的上层地主阶级和读书人、有钱人的世界，这种意识使他处在一种尴尬的社会地位当中，不但不被这两个阶层认可，反而成为他们讥讽的笑柄。孔乙己穷苦、懒散，身上的长衫“又脏又破，似乎十年多没有补，也没有洗”；反复被人欺负、殴打，脸上经常挂着新痕旧伤，偏偏他又自恃清高，满口“之乎者也”，“孔乙己”称号由此而来。鲁迅通过对孔乙己的社会地位、肖像、穿衣、话语及称号的刻画，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社会地位与思想意识的矛盾所在。孔乙己热衷功名利禄，思想上羡慕上层阶级，轻视劳动人民，时刻不愿脱下标志自己读书人身份的长衫。

        孔乙己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他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和封建文化教育的牺牲品。统治阶级不但在政治经济上对他进行残酷的控制，推残了他的肉体，剥夺了他的生路，而且在精神上毒害了他，使他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和痛苦。文章刻画了一个被封建思想所毒害所麻木而最终又被社会抛弃吞没的下层知识分子孔乙己形象和他的悲惨命运，对吃人的封建文化教育和害人无数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无情的揭露。孔乙己最终在肉体的毒打和心灵的虐杀中孤独地死去了，但他不觉悟，至死都不明白是谁造成了他最后悲惨的结局。[5]

酒店掌柜

掌柜是一个封建社会没落时期典型的小商人形象。这些小商人群体在生意上狡猾精明，在精神上却空虚愚昧，他们似乎没有受到封建礼教过多的束缚，可以和一些下层人打成一片，一起“哄笑和奚落，咀嚼着弱者的骨髓”（李长之《鲁迅批判》），然而却正是他们麻木的笑容、愚昧的笑声，使孔乙己们生活得更潦倒、尴尬，最终被扫出了这个社会，同时也让读者在窒息中沉思。

叙述者

咸亨酒店里进进出出的小伙计，时方12岁，鲁迅将孔乙己的遭遇通过小伙计的口一一说出，将咸亨酒店中发生的一切通过他一一铺排，让读者看到了孩子的变化。曾经的淳朴纯真“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样子太傻”这样的判词显然不是小伙计的自言自语，而是对掌柜或是他人的口无遮拦的“直接引语”，总之是来自成人世界的评价，从这一句看似贬义的评价里，我们看到了小伙计最初的纯真。“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无非长衫主顾傲慢，小伙计不会或不愿阿谀；小伙计从侍候长衫主顾的差使旁边赶开后，做不到伺机往酒里羼水，是淳朴诚实的天性使然；别人嘲笑孔乙己，但小伙计看到了他“从不拖欠”的品行……渐被同化的麻木冷酷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等级分明、欺诈势利、冷酷无情的咸亨酒店里成长的小伙计，渐被同化而麻木冷酷。

孔乙己在酒徒和小市民那里找不到丝毫的人间温暖，他把自己真诚的感情转移给孩子们，他诚恳地教“将来做掌柜”的小伙计“茴”字的写法，小伙计的态度是“‘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并“努着嘴走远”。对于孔乙己的诚恳和善良，小伙计回报的却是鄙视和不屑；别人嘲笑、挖苦孔乙己的时候，小伙计呢“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面对穿着一件破夹袄盘腿垫包坐着用手走路的孔乙己，小伙计也只是“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只放在门槛上而不递给行动不便的孔乙己，“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小伙计的麻木冷酷跃然纸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在孔乙己身上，小伙计才找到快乐。“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可笑却又叫人可悲的画面。因为样子傻不让他侍候长衫主顾，因为诚实不会往酒里羼水而被派去做专管温酒的无聊职务，小伙计逐渐势利、冷酷，甚至把乐趣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表现出当时畸形社会对人的影响和毒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