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明朝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9） 汉族。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封“先儒”，奉祀孔庙东庑第58位。

王守仁哲学力图纠正宋明以来程朱理学烦琐与僵化的流弊，他洞察到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将儒家封建道德建立在简易的哲学基础上，使人人可行。他的思想流行达 150年之久，形成了阳明学派。但王守仁忽略客观的知识，只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在道德规范的形成上，又忽略了历史条件的决定作用。他有些弟子更产生了“虚玄而荡,情识而肆”的弊病，即任性废学,一切解脱。一些学者把这些流弊视为明朝灭亡的原因。

王守仁思想中包含着某些促进思想解放的因素，为中国近代康有为和梁启超所注意，受到熊十力的推崇。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在明中叶以后传到日本，并成为显学，后来影响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对日本的革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中历来重视实践理性的问题，也就是强调只有禁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或者说教才是真理。因此说，重视实践的问题也就成为我们民族思想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到了明代的时候，更是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重要观念。然而，这位哲学家却是率先垂范的，也就是说他的理论绝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正是根源于他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的感悟和总结，是具有相当的真理性的。而这位哲学家就是明代的“心学”大师王守仁。

王守仁是明代中期的人，他出身于一个书香官宦之家。在王守仁生活的那个时代，整个明朝社会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了，种种社会矛盾已经相当激化和突出，到处都呈现出一派危机四伏的景象来。而正是在这样一个需要人积极作为也就是积极实践来解决现实矛盾与困境的时代，很多封建士大夫却死抱着“道德性命”之学，空谈性理、不务实绩，这样就更加重了社会的隐患。虽然王守仁也是崇奉“道德性命”、“格物致知”之学的，而且他也钻过牛角尖（有一次他因为默对着一根竹子进行所谓的“格物”，但因为太投入又无所得，竟然一下子病倒了），但是他却最终还是在实践中体悟出了“行”的重要性。

他积极反对“先知后行”的传统观念，认为这样就很容易使人陷入无谓和空洞的思想深渊里，而是应该“知行合一”，将自己的认识与实践统一起来，用认识指导自己的实践，并在实践中完善自己的认识，他还为我们解释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而且他提倡“心学”，认为人天生就是具有“良知良能”的，因此人不应该过分地浪费时间去到外在世界去寻找它，而人实践的过程就是一个“致良知”的过程。在知与行、“知行合一”方面，王守仁更可谓是达到了一种做人做事的顶峰，完全实现了古人所为后世设定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境界，而其他人往往只是一“不朽”，或两“不朽”，综观整个中国历史，几乎再找不到一个像王守仁这样的“完人”。

首先说，王守仁的道德理想和道德修养不只是体现在一种口头或者表面化的思想上的，一旦需要他做出某种必要的牺牲，他就绝不会像那些满肚子道德文章而临危畏怯的小人一样，而是敢于挺身而出。在他考中进士在朝廷任职的时候，因为他实在看不惯大宦官刘瑾的专权和霸道，于是不顾生命危险起而反对刘瑾，结果被刘瑾廷杖四十，险些要了性命，而且还被贬官到当时极度偏僻的贵州龙场做了一名小小的驿丞，尤其一路上还被刘瑾派去的杀手追杀，幸好他足智多谋，否则早就殒命荒山了。

王守仁还是一个很有理想和抱负的人，他青年时代就认为“人人皆可为圣人”，而在他生活的那样一个时代要说出这样的话来可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自信的。然而，王守仁却绝不是一个只会空谈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的人，他知道如果想真正成就一番大事业，就必须要经受住实践的艰难考验，而要能够经受住这样一番考验，一个人就必须首先加强自我修养及锻炼自己的综合素质，而不只是在单纯的道德与伦理上下工夫。因此，一方面，他学文研艺，钻道砺心，而又不忽视身体方面的修为，他努力学习骑马射箭，而且还注重学习军事，注重到实际去研究与发现问题、并体察各地的人情风貌、山川地形，以备自己将来更好的施展。比如有一次他在作兵部主事时，当时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位博学之士，但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却认为他是以文士授兵部主事，一定只是会纸上谈兵，便很蔑视他；所以有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强令王守仁当众射箭，想以此令王守仁出丑；不料王守仁提起弯弓，轻松地连发三箭，三发三中，全军为之欢呼，令张忠十分尴尬。

后来，王守仁被朝廷重用，擢右佥都御史，继任南赣巡抚。明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６月１４日，宗室“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谋反，叛军十万，势如破竹，陷南康，下九江，顺流而下。一路克安庆，逼南京，大有挥戈北上直取京城之势，明朝廷上下震动，惊慌失措。可是由于王守仁的英勇果决及善于谋划，仅仅35天就将叛乱的“宁王”朱宸濠生擒。后来他又为了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成功地镇压了几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尤其还有少数民族的叛乱。而在这些过程中，如果不是因为王守仁上能上马治军，下能下马治民，而且集文武谋略于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还注重加强在被镇压的人民群众及少数民族中进行道德教化，否则他绝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最终，他因功授南京兵部尚书，封爵“新建伯”，并为后世开创了一门很有生气的哲学思想——“王学”，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整个明王朝。

而这一切成功的奠基，也其实正在于王守仁既不片面的重视“知”或“行”，而是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说，当我们在头脑中形成一种认识或理想时，就应该积极地到实践中去检验它、完善它，并最终将它转化为一种真理性、现实性的东西。要敢于实践，不要怕失误，如果只是想一味地在纸面上得到所谓真理，那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的。生活是个无比广阔的大舞台，也只有敢于实践的人也能意识到它的宽广，从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自己，以至最终超越自己。

后因功高遭忌，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嘉靖六年（1527）复被派总督两广军事，后因肺病加疾，上疏乞归，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于肺炎病逝于江西南安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