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人生》中反复出现的桥有何意义

看过这部影片，也带给我人生中第一次强烈的生命震憾！它第一次将命运的选择摆在面前，让你体验选择的痛苦与艰难，更让你体验命运的无奈。只有看过它才能理解人生的苦涩，令你变得更成熟。每看到它就会让我想到无数拥有梦想的年轻人，一如当年的我，虽然各自的梦不同，但在实现梦想的争扎中，面对一次次的选择，事到如今怎样评价，那种沉重和深沉，如今只能沉默不语，如同最后黄沙路上慢慢走着的主人公——与整个人生漫无尽头的忧郁相比，其它的一切都太过渺小了。

《人生》简结流畅的述事，经典的情节暗示，淡漠的色调，仿佛都表达着主人公心中沉重的人生感悟。这部影片是中国电影的里程碑，获得了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荣誉——最佳电影奖。无论以前或以后，我至今再未看到任何其它国产电影能达到如此的水准。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电影人已经没有人会思想这样深刻的内容了。

周里京在这部电影中的表演，完全达到了世界级影星的水平。但可能外国人不理解中国国情，会看不懂这部电影吧。我一直认为能代表中国演员济身世界的只有周里京和周润发二人（梁朝伟也属演技一流，但身形偏矮）。可惜中国大陆再没有优秀的产品，使周里京没能更辉煌，很可惜。

看不懂《人生》，你不知道自己的不幸的；

看懂了《人生》，你知道自己是不幸的。

认识人生的选择，男人必须看《人生》。

闭上眼，高家林端着馍筐慌忙地走过。睁开眼，骑毛驴、盖红纱的刘巧珍在泪光中频频回头。

泪水总是这样无声地流下来。整整20年了，《人生》还是以这样刻骨铭心的方式，屡屡带着一些木纹样厚重的记忆回到人们眼前。也许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一部《人生》曾引发了全国关于道德观、价值观的一场大讨论；也许更加没有人知道，这是第一部被选派参加奥斯卡评选的国产影片。

故事其实不复杂。一个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青年，为了进入城市，奋斗又奋斗，碰壁又碰壁，挣扎又挣扎，最后，觉醒又觉醒——《人生》，似乎更像是中国版的《红与黑》，千千万万中国农村青年的个人奋斗史和血泪史。

但《人生》的价值，却远不止于如实记录了80年代特定的中国国情，它有着超越情节本身的动人力量，当镜头在茫茫的黄土地、曲折的山路以及一片贫瘠的山村中拉开时，让我们重回电影，寻找答案。

1982年第三期《收获》的文学杂志上，正式发表了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这个新生儿的诞生，旋即成为中国文坛上引人注目的作品，被视为当代文学具有开拓性的力作。

当时，中国文坛已出现了不少探索人生的作品，当有的小说把人生引向宗教、引向虚无、引向自我、引向生存竞争的时候，《人生》这篇小说却“反其道而行之”，把“人生的意义引向火热的中国变革的现实生活中，郑重而严肃地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生观”的严肃命题。

于是，《人生》的轰动便由文坛走向至世界、大学校园、工厂农村，随着同名电影改编拍摄的巨大成功，有关“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旋风般地在全社会、在港台甚至跨出国界，在日本、法国、苏联、英国等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国度里，掀起了一场此起彼伏是是非非的大讨论。数百家国内报刊、电台、电视，纷纷扬扬，争先恐后地开辟各类专栏或专题节目，为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生活领域的人们，提供“读后感、观后感”之类的讨论场所，一时间，直到高加林和刘巧珍的人比知道路遥的人还多得多，人们为此争吵得一塌胡涂。尤其在大学生宿舍，男男女女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拳脚相加。作者本人也被青年人推崇为“人生顾问”，来信，来访，座谈，演讲，把路遥忙得不亦乐乎。 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在把高加林骂得狗血淋头的同时，也把愤怒的子弹对准了“高加林”的扮演者——周里京。北京一位卖菜的老太太曾追在周里京的后面，骂他“这就是那个没有良心的高加林小子”，以致很有希望成为“最佳男演员”的周里京，在电影“百花奖”和“金鸡奖”评选中，吃了不少“哑巴亏”。

当周里京在好多场合遭到不应有的冤屈和辱骂时，“刘巧珍”的扮演者吴玉芳却处处受到同情和欢迎，她走起路来，不必像周里京那样提心吊胆，甚至一些怀有同情心的年轻人，斗胆向吴玉芳发出求爱的信号…… 说起《人生》，就一定不能忽略路遥。写于1982年的《人生》，是个仅仅13万字的中篇，它在发表之初，就已经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到了1984年，吴天明将它搬上银幕，更造就了青年人关于人生价值的热烈讨论，一时蔚为大观。

以自己为蓝本，《人生》是农民的儿子路遥写的一本主角为农民的书，而高加林的人生，既是路遥人生的一部分，又是80年代大多数农村青年的人生。

平心而论，路遥并不是一个天才作家，他的好处在于真诚。把生活的苦难和残酷写出来，也并不是路遥的特色，能够把年轻人的贫穷、窘迫写得如此无辜、纯洁甚至可爱、可敬，才是他不同凡响之处。贫穷不是罪过，寒酸不是低贱，落魄依然纯真，这正是高加林们心灵的诗意，也包含着生活的真理——这样的人犹如一个贵族，应当得到尊重。

多年来，路遥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勤奋克己，积劳成疾，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于是，感动人们的，与其说是电影《人生》，不如说是路遥那圣徒般仰望理想、执著信仰的一生。1992年11月17日，黄土高原开始落雪，路遥远去，时年42岁。在他身后，伴随《人生》成长的人们痛哭失声，《人生》也由此成为无数人心底深处涤荡不尽的一方烙印。它在正统文学史上没什么地位，却在青年人中默默流行二十年。原因或许在于，当年高加林面临的生存困境，至今仍是广大农村青年面临的困境，对于众多渴望凭一己之力拼命向上爬的求学者、打工者来说，他们甚至面临着更残酷的生存压力，而《人生》中不屈不挠的信仰，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能为苦苦挣扎的下层青年带来温暖和抚慰。

《人生》已属过去，人生远未停滞。再读路遥，发现他正在另一个时空为这个世界做着悲情的注脚，眼睛纯净而疲惫。

1984年，《人生》旋风般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是是非非的大讨论。报刊、电台、电视、工厂农村、大学校园……关于《人生》的“飞短流长”，散遍了每个角落。作为一部引发80年代“人生”大讨论的作品，《人生》无疑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它的悲剧建立在一种广泛的社会制度上，“城乡差别”、“户籍制度”、“官文化”、“关系学”、“门当户对”……就是那场争鸣的关键词。

因此，《人生》所体现的，不仅仅是高加林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所有农村青年的悲剧——他们在一个较小的社会氛围中出生，一个小的宗族中成长，接受不健全的小学、中学教育，不完整的家庭教育，以一种不满、骄傲、憧憬和一种无所畏惧的自信去大城市读大学、工作，城乡文化差异带给他们一种深深的伤害，这中间，有挣扎、有撕裂、有抉择，也必然有放弃。就像高加林一样，他也不想走一个大圈子，最后再夹个行李卷回到出发点：他无法突破的，是城乡差别的深深鸿沟。

这是对80年代相当真实的再现。一个农民的普通孩子，在很长时间内是没有任何途径走出农村的。从1977年开始，高考才成为他们进城的一条独木桥。80年代后期，个别富裕的农民也可以花大约一万块钱买一个城镇居民的身份了，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赎身。即便破除了划地为牢的户口制度，撤销了农民进城的禁令，《人生》中高加林与巧珍的悲剧，仍在不断地上演。直到今天，城乡两级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了，以“农”字为耻的国民心态仍然没有改变，实际利益的歧视更加不胜枚举。城乡二元对立的悲哀，丝毫不输于《人生》所存在的80年代。

是的，由一部电影引起全社会争鸣的情形一去不返了，《人生》的伤痕却从未远去。

爱情的描写异常动人。爱情的真相却很残酷。大马河桥上，雪花飞飘。巧珍哽咽地说：“加林哥，我尽管爱你爱得要命，但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不识字，给你帮不上忙，还要拖累你的工作……”她摇摇晃晃跨上自行车走了，狗皮褥子掉在了雪地上……

高加林和巧珍的爱情悲剧，或许一早已经注定。有文化的高加林始终想的是怎样走出贫瘠的山川，他没有对大字不识一斗的巧珍说过一句“我爱你”。而高加林接受巧珍，更多的原因或许出于他在农村的困顿。困境下的爱情，往往徒有其形而已，文化上、精神上的差异才是他们之间最大的障碍。重温《人生》，才明白一颗总要飞得更远的心，是永远无法与生了几只猪崽又死了几只这般平淡的生活丝丝入扣的。长相思，在长安，谁说美丽的巧珍不是错付了一腔痴情呢？

爱情是无常的，幸福却是真实的。对于巧珍来说，马拴的一句话“我一辈子就是当牛做马，也不能委屈了你。咱乡里人能享多少福，我都要叫你享上……”何尝又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幸福千千万，存于心而不是显于形。对于高加林来说，做了场好梦，猛摔下来，他也不该惋惜失去爱情，他的爱情不在这里。

人生可以残酷，爱情可以无果，世事可以变迁，信天游却是不灭的。没有那些痛彻心扉的“信天游”，《人生》的魅力至少丧失近半。

月光下，马车上，顺德爷回忆起年轻时候放弃的恋人，“我死不了，她就活着！她一辈子都揣在我心里……”高加林和巧珍黯然泪下。老人苍老的嗓音吟唱起《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悲凉入骨，催人泪下。《人生》轰动后，《走西口》、《兰花花》、《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这些动人的“信天游”也传唱大江南北。它们的原唱，就是被誉为“黄土地上的夜莺”的冯健雪。

人说“信天游”是可以“醉”死人的，这大致是不错的。即使离别了《人生》二十年，每当听见那些让人揪心扯肺的信天游，心里总会有种想哭的感觉。多少次在梦中，我们一次次回到古道西风的黄土高原上，又听见美丽善良的巧珍深情地哼唱起让人心都要裂痛的信天游：

“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

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

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

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

煮了那个“钱钱”下了那个米，

大路上搂柴，我了一了你。

清水水的玻璃隔着窗子照，

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

双扇扇的门来单扇扇的开，

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你快回来……

一个西北后生，一双渴求的眼睛，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不安分的灵魂——高家林，这是80年代每一个看过电影的人都认识的形象。他的崇拜者、城市姑娘黄亚萍觉得，这个年轻人既像保尔·柯察金，又像于连·索黑尔，具有自觉和盲动、英雄和懦夫、强者和弱者的两重性格。

在当年的大讨论中，多数人对这个中国的“于连”嗤之以鼻，高加林被称作一个利用女人往上爬的小人。其实，他也不过是一个复杂到相当真实的、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甘命运的安排，左冲右突，苦苦寻找着人生的出路。悲剧命运不是他的错，觉醒和抗争也不是错，错在他无力改变的社会现实。

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在把高加林骂得狗血淋头的同时，也把愤怒的子弹对准了扮演者周里京。那时周里京正处在表演的颠峰状态，剑眉星目，英俊逼人。影片中，他穿着破烂的毛蓝制服，手扶撅柄，脸上的表情说不出是绝望，颓废，不甘还是思索——他把一个被人生作弄的农村青年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们无比痛心。

影片中，当巧珍蹲在河畔上刷牙，村民们指手画脚、议论纷纷，仿佛看见外星人一样惊讶。一直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是在说，一个人若想超脱于现实是要付出代价的，高加林是这样，巧珍一样如此。她土而不俗，不知书却达理，自卑而不自贱；她爱高加林，如痴般地爱着，但绝不向爱乞求，她自始至终没有失掉自己的尊严；她恨高加林，但怨而不怒；她曾对妹妹说，“二姐没念过书，但心里喜欢有文化的人。”理想如同一个个肥皂泡，如同天空中的白云遥不可及，巧珍没有追寻理想的双翼，只有捧着为高加林纳的新鞋，流着泪水嫁给了别人。

上海姑娘吴玉芳，把这个角色演绎得委婉动人，一度成为许多青年眼中“完美对象”的标准。1985年，先天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刘巧珍”，让刚刚20岁的吴玉芳登上“百花奖影后”的宝座。那时的吴玉芳，婀娜清秀，有望星途烂漫。定睛再看时，她已经与80年代的“乒乓王子”江嘉良结为伉俪，激流勇退了。戏如其人，生活中的吴玉芳也是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为支持江嘉良的事业，她甘心退居幕后，为家庭默默奉献。1997年以后，在丈夫的多次提议下，吴玉芳又重回银幕，开始接拍电视剧。

然而“巧珍”最好的青春岁月都给了家庭，如今的吴玉芳已不是当年那个让人心碎的小女子。但这一切都不重要，还有什么比手握实实在在的幸福更让人欣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