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主义的发展历程

五四时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 （ 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 1917年迁至北京。 ）为主要阵地，兴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

这场文学革命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从文学进化论的立场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发展观，论证文学变革的必要性，明确地提出了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主张。

文章提出，文学改良要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

陈独秀于1917年2月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更为鲜明、坚定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

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本，批判封建时代的文学为“非人的文学”；倡导新文学应是人的文学，其根本目标在于能使人性得以健全发展 。

1919年1月在《每周评论》发表《平民的文学》，进而提出“为人生的文学”的口号。

李大钊发表重要文章《什么是新文学》(《星期日》第26号，1920年1月4日)。

文章中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要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作为“土壤根基”。

李大钊的努力，促进了新文学的理论主张有了长足的进展。

为扩大新文学的影响，《新青年》编辑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汇集反对文学革命的言论，仿照旧文人的口吻，写了《给新青年编辑的一封信》，在《新青年》4卷3号（1918.3）上刊出。

同时又刊出刘半农以记者名名义反驳王敬轩的《复王敬轩书》，将反对文学革命的这些言论逐一驳斥。此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

近代翻译文学先驱林纾介绍西方文学卓有建树。(他不懂外文，却与人合作，一生中翻译了欧美小说180种，共1200多万字。)

但林纾的旧的文学观念十分顽固，视文学革命为洪水猛兽。为维护封建道统，他撰文对白话文大加讨伐，攻击北京大学的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表示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

新文化阵营对此进行了反击，林纾最终只能自叹老迈，寄慨将来，哀哀地收场。

1922年，新文学阵营又与《学衡》派进行了斗争。

1921年，南京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辅、吴宓等创办了《学衡》杂志，因其观点态度相近，而被称为《学衡》派。他们留学西洋，在美国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潮影响，尊崇中国的古圣先哲，以融贯中西古今的姿态，标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批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思想倾向稳健保守。

与《学衡》相呼应的，有章士钊在《甲寅》上的复古论调。 “甲寅派”以1925年复刊的《甲寅》杂志而得名（1914年5月，《甲寅》月刊在东京创刊，两年后出至十期停刊）

其主要人物是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

章士钊从逻辑学、语言学、文化史等方面来论证文言文的优越，归结为“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追随附和他的人甚至公开宣扬要取消“白话文学”这一名词